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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渊阁(北京)

2013-1-31   沈西峰

 

文渊阁

 

文渊阁前开凿方池,池上横跨石桥,池中引入金水河水

文渊阁东侧碑亭

 

文渊阁没有对外开放

 

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,是用于专门贮藏《四库全书》的清宫藏书楼。除此之外,文渊阁还涉及明清官制职掌,地位非同一般。

文渊阁—名称溯源

   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,其阁亦始建于明代。明太祖朱元璋“始创宫殿于南京,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,尽贮古今载籍”,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。明成祖迁都北京,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,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。诚如明宣宗朱瞻基(13981435)所言:“太宗皇帝肇建北京,亦开阁于东庑之南,为屋凡若干楹,高亢明爽,清严邃密,仍榜曰文渊。”可见,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,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。

   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、编书,著名的大类书《永乐大典》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。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,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。文渊阁也是“天子讲读之所”,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,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。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,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,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。明正统十四年(1449),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,文渊阁及其所藏书籍皆付之一炬。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,在明末战火中被毁。

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,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,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。顺治十五年(1658),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,分设翰林院,“以大学士分兼殿阁,称中和殿大学士、保和殿大学士、文华殿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、东阁大学士”,凡四殿二阁;顺治十八年(1661)复设内三院,撤翰林院。康熙九年(1670),再撤内三院,复内阁、翰林院,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。乾隆十三年(1748),以“中和、保和、文华、武英四殿,文渊、东阁二阁未为划一,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”,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。自此而后,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。但是,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,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,却并无文渊阁之实。

文渊阁—四库书楼

    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二月,《四库全书》开馆。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,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,决定为《四库全书》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。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“纯用砖甃,不畏火烛,自前明相传至今,并无损坏,其法甚精”,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“亲往该处,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,是否专用砖石,不用木植,并其书架款式若何,详细询问,烫成准样,开明丈尺呈览”。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,乾隆帝欣然下令,“取其阁式,以构庋贮之所”。

最初乾隆帝计划将《四库全书》抄写四部,“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,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,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,一以贮避暑山庄,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”。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,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、文宗和文澜三阁。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《四库全书》的七座藏书楼。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,乾隆帝说:“凡事豫则立。书之成虽尚需时日,而贮书之所,则不可不宿构。宫禁之中,不得其地,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。文渊阁之名,始于胜朝,今则无其处,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。兹以贮书所为,名实适相副。”可见,由于《四库全书》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,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名无实的文渊阁,终于得以动工兴建,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。

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建成后,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《四库全书》告成之时,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,盛况空前。

文渊阁—建筑规制

    乾隆四十年(1775),文渊阁正式动工,次年即顺利建成。在建筑规制、建筑功能和理念上,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,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。

   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,天一阁的命名、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。其阁名源于古代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的说法,寄寓以水克火之意。其建筑则是一座重檐硬山顶、砖木结构、六开间的二层小楼,楼下六间一字排开,分别加以隔断;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,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,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。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,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,来体现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的寓意。

    在建筑物的装饰上,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、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,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,以防不测。而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。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:“阁共六间,西偏一间安设楼梯,东偏一间以近墙壁,恐受湿气,并不贮书。惟居中三间,排列大橱十口,内六橱前后有门,两面贮书,亦为可以透风。后列中橱二口,小橱二口,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,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。”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,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。书橱都不靠墙,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,楼房前后开窗,书橱亦前后开门,以便通风,防止潮湿。可以说,天一阁的命名、规制和庋藏,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。

   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,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,面阔六间,各通为一,沿袭了天一阁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的寓意。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,深绿廊柱,菱花窗门,歇山式屋顶,上覆黑琉璃瓦,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,屋脊饰以绿、紫、白三色琉璃,浮雕波涛游龙,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,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,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、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。阁前还开凿方池,池上横跨石桥,池中引入金水河河水,阁后则叠石为山,四周列植松柏,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、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《文渊阁记》。由此可见,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,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。

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,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。天一阁上、下两层,文渊阁则采取“明二暗三”的建造方式,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,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,全阁共有上、中、下三层。这种建造方式,俗称“偷工造”,既美观大方,又节省工料,还特别实用,便于贮书,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。

文渊阁—阁名意蕴

文渊阁作为皇家藏书重地,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《四库全书》的藏书阁,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。

鉴于《四库全书》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、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,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,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,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、文津、文溯。此即“四阁之名,皆冠以文。而若渊、若源、若津、若溯,皆从水以立义者,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”。也就是说,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,皆取法天一阁,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。

然而,不仅仅如此,更为重要的是,乾隆帝还“以水喻文”,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。在乾隆帝看来,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,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,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。他说:“文之时义大矣哉!以经世,以载道,以立言,以牖民,自开辟以至于今,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。以水喻之,则经者文之源也,史者文之流也,子者文之支也,集者文之派也。派也、支也、流也,皆自源而分,集也、子也、史也,皆自经而出。故吾于贮四库之书,首重者经。而以水喻文,愿溯其源。”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,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,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。乾隆帝说:“盖渊即源也,有源必有流,支派于是乎分焉。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,必先在乎知其津。弗知津,则蹑迷途而失正路,断港之讥有弗免矣。”就此而言,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,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,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,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。

文渊阁—官制职掌

    文渊阁建成之后,乾隆帝极为重视,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《永乐大典》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《麟台故事》一书,“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,以执政领阁事,又有直秘阁、秘阁校理等官,颇称赅备”,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,遂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。

经乾隆帝批准,文渊阁官制遂正式定为:“文渊阁领阁事二员,以大学士、协办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之;提举一员,以内务府大臣充之;直阁事六员,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阁学士,由内班出身之满洲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,汉詹事、少詹事、读讲学士充之;校理十六员,以庶子、侍读、侍讲、编修、检讨充之;检阅八员,以内阁中书充之。”大学士舒赫德、于敏中被任为文渊阁领阁事;署内阁学士刘墉、詹事金士松,侍读学士陆费墀、陆锡熊,侍讲学士纪昀、朱珪等六人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;翰林官员翁方纲等十六人被任为文渊阁校理。这些在四库馆内分别担任不同职位的朝廷重臣及纂修官,就成为最早以原衔充任文渊阁各项职掌的官员。

文渊阁—典藏管理

    作为首先入藏中秘重地的首部《四库全书》,乾隆帝对书籍的典藏管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关注。

    在书籍的典藏方面,《四库全书》的用纸、装帧以及贮藏都极为讲究。纸张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,纸色洁白,质地坚韧,堪为上品。书册装帧采用绢面包背装,即将书叶正折,使版心朝外,书叶左右两边都向书背,用纸捻订牢,然后用丝绢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。考虑到《四库全书》囊括四部,卷帙浩繁,为便于识别和检阅,书册装帧特别采用了分色包背装潢法,即使用不同颜色的绢面来区别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书籍。这就是乾隆帝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到的“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各依春、夏、秋、冬四色”装潢的办法,即“经部用青色绢,史部用赤色绢,子部用月白色绢,集部用灰黑色绢”,以色分部,一目了然。乾隆帝有诗云:“浩如虑其迷五色,挈领提纲分四季。经诚元矣标以青,史则亨哉赤之类,子肖秋收白也宜,集乃冬藏黑其位。”

    至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由于“此系全书纲领,未便仍分四色装潢”,故专“用黄绢面页,以符中央土色,俾卷轴森严,益昭美备”。为便于使用和保存,还专门制作精致的楠木书函,每若干册书置入一函,衬以夹板,束之绸带,书函的一端可以开闭,函面端楷书刻写全书名称、书函序号以及所属部类和具体书名,并饰以与该书所属部类及书册封面相同的颜色。如《尚书详解》一函六册,函面刻写“钦定四库全书 第二百七函 经部 尚书详解”,字迹均为绿色。书册装函后,即按部类顺序放入专门制作的书架,安置阁中。

    《四库全书》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,计经部书20架,每架48函,凡960函,分贮下层两侧;史部书33架,每架亦48函,凡1584函,藏于中间暗层;子部书22架,每架72函,凡1584函,安放上层之中;集部书28架,每架亦72函,凡2016函,分置于上层两旁。总计103架,6144函,36000册。为便于查找翻阅,还另外绘制了《四库全书排架图》,一并庋置其中,需要时按图索骥,循架取书,既方便又快捷。

    为表示对第一部抄成贮阁的《四库全书》的重视,乾隆帝还特别允准,在每册书的首页钤盖“文渊阁宝”,末页钤盖“乾隆御览之宝”,由此而开各阁《四库全书》钤印之先例。其后陆续抄成的内廷各阁全书,也因其阁名和成书时间先后而分别加盖不同的钤印,不仅成为各阁《四库全书》独特的标志,也成为人们称呼《四库全书》时均冠以阁名的依据。

    随着《四库全书》的入藏,文渊阁的各项管理工作也提上日程。领阁事上传下达,总司其责;提举阁事直接管理一般事务,并督率所辖内务府司员具体从事看守、收发、扫除等各项杂务;直阁事、校理、检阅各员则每日轮流入直,负责书籍的查点检阅等事宜。为便于管理,朝廷还根据原定章程,在上驷院就近拨出房屋十余间,作为领阁事、提举阁事大臣,并直阁事校理、检阅等官员,以及内务府司员、笔帖式等人入直办事之所。自此而后,“除内务府官员常川照料外”,直阁事校理、检阅等官员,则“每日轮派二人当直,辰入申出,率以为常。遇有查取书籍等事,即令当直校理经管,随时存记,以备查核。其一切上架、启函、翻检、点阅等事,仍令检阅各官会同内务府官员办理。直阁事官亦令不时赴直,公同照料,俾宝文典”。凡遇当直,皆由“官厨设馔同餐,午后乃散”。

然而,在长期的管理过程中,由于文渊阁所设各项官职分别由内阁、翰林院、内务府和奉宸苑等衙门派员兼任,时间一长,不免出现职责不清,互相扯皮的现象。不仅平日司事收发等一般事务彼此推诿,就连每年数次的曝晒书籍,也成了应付差事。这种状况,直接影响到书籍的管理与保存。至于每年数次的曝书成例,乾隆帝也认为,“各书装贮匣页用木,并非纸背之物,本可无虞蠹蛀。且卷帙浩繁,非一时所能翻阅,而多人抽看曝晒,易至损污,入匣时复未能详整安贮,其弊更甚于蠹蛀”,下令“嗣后止须慎为珍藏,竟可毋庸曝晒。其地面一切,亦无须奉宸苑经理。庶专司有人,而藏书倍为完善”。于是,曝书工作奉命停止,他人也不再参与阁事,阁中书籍及一应事务全部交由内务府管理,文渊阁遂成为事实上的“禁御重地”。

文渊阁—覆校补遗

   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贮阁之后,在制定并实行相对严格的典藏和管理措施的同时,还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覆校以及补遗工作。

    乾隆五十二年(1787)五月,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,偶然翻阅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,发现“其中讹谬甚多”,遂下令覆校内廷四阁全书。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因与文源阁《四库全书》同在京城,故其覆校工作率先开始。两阁的覆校工作则由原任《四库全书》总裁的皇六子即六阿哥永瑢以及大学士阿桂总负其责。

    覆校之外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还与其他阁书一道,先后进行过两次补遗工作。由于在《四库全书》纂修过程中,乾隆帝不断下令临时编纂各种书籍,并直接授意对某些书籍进行改纂增补,其中的部分书籍直至乾隆末年尚未完成,由此而造成《四库全书》书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),文渊、文源、文津各阁全书的第一次复校工作基本结束之后,空函书籍的补遗工作陆续开始。

嘉庆九年(1804)初,应补各书经“武英殿按照旧式用分色绸装潢缮签”后,即首先于文渊阁“按次归架,共改做匣三十三个,新刻匣面四个,挖改匣面六十四个,均已竣工。其陈设排架图一分,亦已增改”。至此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终成全帙,而《四库全书》纂修这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,也得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。

文渊阁—历史变迁

    近代以来,清朝统治由盛转衰,列强入侵,战乱频仍,统治者穷于应付“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”,再也无心典籍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便一直深宫扃藏,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。辛亥革命以后,清皇室尚居宫中,文渊阁书籍仍属内务府管辖。1917年春,内务府大臣绍英、世续、耆龄等因时移世易,恐文渊阁书籍有所遗失,便派遣堂主事汉章、堂掌稿笔帖式晋昌、锡泉、锡彬等人,按照原目、原函、原卷,对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进行全面清查,前后历时两月,方始毕事。

    1924年底,清皇室迁出故宫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。192510月,故宫博物院成立,下分古物、图书两馆,阁书遂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。1930年,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组织有关人员,再次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对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进行清点,统计阁书凡3459种、36078册、6144函,无阙失现象。

1931年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,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,华北局势也动荡不安。为防止国宝遭到破坏,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于1933年将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全部装箱,运往上海。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又辗转迁往重庆、南京等地,1948年底到1949年初最终运至台湾。此后一直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文渊阁—书楼现状

    现在,距清代乾隆四十年(1775)建阁已二百多年,距乾隆四十七年(1782)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纂成贮阁也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。其间时代风云诸多变化,人间世事几度沧桑。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,造成今日书与阁天各一方、相互分离的状况,但令人欣慰的是,无论是位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,抑或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四库全书》,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。

    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之后,这部当年深藏宫廷禁地的“中秘书籍”,已然化身千百,广泛传播,海峡两岸也由此而掀起了“四库热”,与之相关的各部大型丛书,如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(齐鲁书社、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1997)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(齐鲁书社,2001)、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(北京出版社,2000)、《四库未收书辑刊》(北京出版社,2000)、《续修四库全书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)、线装本《四库全书》(福建鹭江出版社,2004年)相继整理出版。另外,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的问世更有利于古代文化典籍的传播和使用。

我们相信,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,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,已经并且必将继续为学术研究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赓续,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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